到了傍晚，喧嚣了一天的火车站广场才开始慢慢安静下来。其实，也算不得安静，是另一种热闹就要开始了。
我和李冉把桌子一张一张地搬了出来。我们每天都要干这个活儿，八张小方桌，梧桐木的，并不沉，但日复一日。黎明的时候把桌子搬回屋里，傍晚再搬出来。确切说，是早上七点赶在城管巡逻车到来之前和下午六点等到城管下班之后。当然，这绝不是说城管只在这个时间段执法，而是说，相对安全——他们随时执法，他们有他们的工作。
今天天气闷热，天气预报说要有暴雨。但这并不耽误我们的工作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我和李冉都在为了晚上的工作做准备。李然手脚利索，借助一把快刀和一个小小的破竹器，一个下午可以把一根长长的竹竿剖解为三千支锋利的竹签。弄好之后，她把它们齐刷刷地摆在竹筒里，像三千支射向命运的利箭，等待着猎物的到来。她戴着厚厚的手套，以防止这利箭一般的竹子扎进她的手掌。但即使如此，她手上还是扎进去许多看不到的竹刺，这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得生活下去。别忘了，一支竹签就意味着至少一元钱的收入，所以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她还是乐此不疲。我们都需要钱。这肯定没错。
我负责把羊肉切成肥瘦均匀的肉条，当然还有猪肉。也许，它们还会夹杂在一起，但是绝对没有传言中的老鼠肉、猫肉之类的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做人要有良心，做生意同样如此，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容易的。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。周日做礼拜的时候，牧师总是循循善诱。除了这些，竹签上还会有鸡翅、鸡心、鱿鱼……但这些都可以到城东的批发市场去批发，很方便。但有一些活儿，需要我们自己来干，比如，煮花生和毛豆;比如，串蝎子。
每天下午四点，我的堂弟张力会开着他的破昌河从山里来给我们送货。新鲜的带着泥土味道的鲜花生，水漉漉的散发着秋天气息的毛豆角，很重要的是，还会有活力四射让人望而生畏的山蝎子。远处的那座山，盛产蝎子。一种毒虫。在夜晚的时候，满山都是掀蝎子的人，他们拿着紫外线灯，朝石头堆里一照，鲜活的蝎子就会发出蓝莹莹的光来。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铁钳子把蝎子夹起来，放到饮料瓶子里。一个晚上，多的时候可以捉一百多只。这常常让我想起中学《语文》课本上学过的《捕蛇者说》来，虽然每年都有被蝎子蛰死的事發生，或者失足掉进悬崖摔死，但捉蝎子的人还是络绎不绝。因为一只活蝎，会以两元的价格被我堂弟收走，第二天送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烧烤摊上。烤熟的蝎子，一串五只，可以卖二十元。这个城市的人都爱吃。以毒攻毒。
今天来吃烧烤的人不算多，可能是天气的缘故。八张小桌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个人，天气的确太热了，新鲜扎啤也抵不住着炎热的气浪，光了膀子也还是热。
他是夜晚十二点之后来的。
他一个人。看上去年纪不大，三十出头，却满脸疲惫。这个时间段，跳广场舞和遛狗的都回去了，吃烧烤的也已经不多了，有的已经散场，回家冲澡睡觉;有的转入他们该去的场所，唱歌，洗脚，或者干点其他什么。
他从医院方向走过来，穿一件白色汗衫，牛子裤，声音沙哑疲惫。
五个羊肉串，一串烤蝎子，两瓶啤酒。他说。
好嘞。我站起来，重新用铁钩搂了下炭火。红红的炭火又燃烧起来，像暗夜里新的希望。羊肉在火苗上滋滋啦啦地冒出油来。蝎子还是活的，火苗窜上来的时候，它们挣扎着舞动起来。我喜欢看活物被烤死的景象，这给我一种受虐的惊惧的快感。像我们危险的生活。我有时候想，何止蝎子，我们哪个不是在生活的炭火上烤着？挣扎着？
今天上午，我和李冉照常去医院。李冉的父亲动了手术，肺癌。按照我的意见，不必动手术了。可李冉不同意，她怕她以后会后悔。正像那一年，她弟弟尿毒症住院需要肾源。李冉当时正怀着笨笨。那一颗配型成功的肾，她终究没有捐出来——我也不愿同意。后来，李冉几乎得罪了她老家所有人。她父母好几年不搭理她。这件事成了她很大的伤口，当着她的面儿，我从来不能提与肾有关的事儿。肾宝也不行。
二十五万，住院三个月，手术费加营养费，这些还不够。她父母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儿子尿毒症不治去世之后，只剩下两个女儿。但那一个嫁到了外省，除了手术时回来一趟，放下了一万块钱，就再也没来过。她的日子也不容易，两口子都出门打工，还被传销骗去过十几万。她自己也有病，据说是艾滋病。但也不一定。谁知道呢。也许只是借口。
我们必须努力烤好肉串。别无选择。别说十二点，通宵的事，也是常有的，只要顾客不走，我们就不能打烊。这是规矩，职业道德，更是我们生活的希望。
李冉回来说，护城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她刚才出去公厕小便，看到护城河边上围着许多人，警车也来了，车上的警灯一闪一闪，像一只只诡异的眼。
是个男人，四十多岁。她说。
跳河的还是落水的？我问。
跳河的吧，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照片，是全家福。
唉。我在胸前画个十字，阿门。
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有啥大不了的，这么有勇气去跳河，还没勇气活着。李冉自言自语。
天上有了雷声。我和李冉坐在那里看手机。手机上今日头条报道一个跳楼的男人。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站在十几层高楼的边沿上，来回游走。他打着电话，声音暴躁。有人在下面喊，跳啊，跳啊，快跳啊。后来，男人真的就跳了下来，像一只黑色的大鸟，从天空俯冲下来。
这世界咋了？
真是疯了。疯了。
凌晨三点。雷声更响了，夹杂着闪电。
我和李冉开始往屋里搬桌子。顾客已经没有了，整个广场空荡荡的，除了他。
他依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好像雷声与他无关，即将到来的大雨与他无关。他坐着，背对着我们，像一尊雕塑。桌上的肉串几乎没有吃，一串蝎子倒是吃了。啤酒还有一瓶。他坐在那里发呆。
我去让他走吧，马上就要下雨了。李冉说。
我制止了她。他又不是不知道要下大雨。在如此深的深夜里，一个男人在那里吃酒，是孤独的。顾客就是上帝。
噢，是他？这是个骗子。李冉假装收拾东西，绕过去看了他一下，回来说道。
骗子？我问。
对，错不了。我见过他好几次了。在车站前门处，他每天白天跪在那里乞讨。
乞丐也来喝酒吃肉？真的是这样？我说。不过，假乞丐也多了去了。
一点没错。他写了一个牌子，说他女儿得了白血病，在医院垂危，那他为什么拿了乞讨的钱来这里喝酒吃串？绝对是个骗子。她气得胸脯鼓鼓的。我顺手摸了一把，这大概是生活给我的很好馈赠了。
要真是那样的话，得好好教训他一下。我说。但是，我们首先得把事情弄清楚再说。李冉说，一点也错不了，我敢保证。
一阵雷声过后，豆大的雨点落下来了。我们还没来得及过去教训他一下，大雨就噼里啪啦落了下来。我和李冉忙乱着收拾桌子，凳子，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。
天气预报可算是报准了一次，我说。很好的一次。
回到屋里，空气还是有些闷热。但屋外的空气凉爽起来，我们坐在屋檐下，看雨。很久没有下一场大雨了。广场全部被笼罩在了大雨之中。一幕雨帘，从上垂下来，偌大的广场空荡荡的，只有几只灯箱和路灯，在雨中散发着昏黄的灯。
突然，我们看到了他。他竟然依然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刚才一阵忙乱，竟然忘了还有一桌客人，还有一个孤独的顾客。这人是不是有毛病？李冉说，下这么
大雨，还坐在那里不动。是不是喝醉了？我说。一共两瓶啤酒还没有喝完，不会是睡
着了吧？李冉说。这么大的雨，怎么能睡着？过去看
看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说。李冉拿了一把伞，递给我。他在哭，你看。李冉拉住了我。果然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凌晨四点钟，
他，坐了四个小时一动未动的男人，肩膀抽动，头伏在桌面上，哭声夹杂着雨水飘了过来。大雨伴着雷电，闪烁着狰狞的面目。他任凭雨水如注，抽抽搭搭地哭着。
让他哭会吧。我坐下来。
李冉也坐下来，蜷缩在椅子上，头倚靠在我的肩膀上。他一定遇到了什么事儿，一定是个什么难过的坎儿。她说。
我重新点燃一支烟，又打开了一瓶啤酒。屋檐下的雨被风吹着刮了进来，打在我脸上，雨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红红的烟头熄灭了。
李冉想过去给他送一把伞，我制止了她。我知道，一个想淋雨的男人，是不要一把傘的，再大的伞也挡不住狂风暴雨。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男人缓缓站了起来。他慢慢举起双手，对着电闪雷鸣的天空，把双手举过了头顶，然后号啕大哭起来。
我紧紧地搂着李冉，她肥硕的胸挤压着我，让我有种溺水的感觉。但女人的胸脯真是好东西，除了让我喘不动气，还让我觉得有一股温热让我冲动。我已经好久没和她亲热了，我决定，马上我们就做一次，哪怕是躺在利箭一般的竹签上，趁着雨还没有停下，趁着我们还活着。
第二天上午，我和李冉从医院出来，顺道去看了一下笨笨。城北希望路6号，特殊学校宽阔的教室里，笨笨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外面蜿蜒而过的火车一动不动。
傍晚的时候，雨过天晴，空气凉爽。我和李冉继续把小方桌搬出来。霓虹闪烁，炭火通红，新的夜晚正在到来，吃烧烤的人也正在涌上来。这个晚上，我和李冉都有些心神不定，我们不时地朝医院方向瞟一眼，似乎期待着再看到那个孤独的身影。
十二点过后，从那个方向来了两个男人。他们步履沉重，眼神疲惫。他们要了十串活蝎，一扎啤酒。他们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谈论着这个城市发生的事儿。一个说，可惜了，好乖的，才八岁。另一个叹口气，说，可惜不配型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拐卖来的？另一个喝口酒，说，谁知道呢。不说这个了，你看，这蝎子这么毒，咋就这么好吃呢？
烧烤炉忽然“哔啵”一声，蓦地冒起了一个小火头，我的手一抖，竹签上挣扎的蝎子一下子蛰住了我，瞬间，一股电流般钻心的疼痛像闪电一样袭击了我，我大叫一声，眼泪瞬间滚滚而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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