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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母亲(选择征文·散文)_2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6:55:58

民国十九年,母亲出生在凤凰山北麓的丁家村。外公外婆生养了三男三女,六个孩子中母亲排在第四位。

那时候,外公外婆家属于穷困潦倒的“赤贫”,缺衣少食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大舅18岁上被骗去青岛为日本人当劳工,从此一去不回,是生是死杳无音讯。

1952年春,母亲由亲戚介绍嫁给了时在县政府当勤务员的父亲。此后的近五年里,母亲就跟随父亲住在县府家属大院里。应该说,那是母亲过得相对清闲的一段日子。

1957年秋,父亲因裁员离开县政府,去渭头河大瓮厂(淄博陶瓷厂的前身)上班。大瓮厂职工居住条件简陋,根本无力安置职工家属,母亲不得不带着三岁的哥哥和刚七个月大的我,回到了原淄川县第六区的阳夕老家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我们一家人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生活。

三年困难时期,国民经济严重滑坡,兴建中的一大批国营企业被迫裁员,父亲于1962年冬回到了家乡。那时候,母亲刚生下四弟不久,由于粮食匮乏营养跟不上,母亲的身体极度虚弱,四弟也因为没有奶吃饿得嗷嗷直哭。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个寒冷漫长的冬天,树木刚一冒出芽儿,母亲就跟着婶子大娘去西山里采摘树叶。母亲把树叶采集回来和着少许红面(高粱面)烙成饼子,勉强凑合着填充一家人干瘪的肚子。可惜这样的日子并没能对付几天,很快西山里的山民就自发地组织起来,昼夜看护起那些“金贵”的树木、树叶,以免外人更多地“掠夺”了他们的“口粮”。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,母亲就到野外去挖来刚露头的苦菜、婆婆丁(蒲公英)、白蒿等野菜,还到村西的小河里去捞回水洼菇菜(叶子圆如榆钱,一簇一簇地生长在浅水处),好歹来糊弄着大人孩子的肚子。当时,哥哥7岁,我5岁,吃糠咽菜的情景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为了不至于饿死我们四个孩子,母亲和父亲总是喝清水树叶、野菜汤,把不多的粮食撒掺在野菜中匀给我们兄弟享用。就因为多日以野菜充饥,母亲终于患上了严重水肿病,脸肿胀得像发面馒头,眼睛也皱巴成了一条线。不仅如此,母亲的双腿也肿胀得瓦罐似的,一按一个深坑半天都起不来。父亲看了心疼,就偷偷打发我和哥哥带上口袋看能不能去外祖母家借回点儿粮食。我们兄弟俩来到凤凰山北坡的姥姥家,不期令舅父、舅母(姥爷、姥姥已经去世)作了难。他们家也早已经青黄不接,只是屋旮旯里的一只荆条筐里还有些须地瓜干。在那种状况下,哥哥和我再也无话可说。舅父不忍心让两个外甥空手而归,就把干粮篮子里仅有的五个地瓜面窝头塞进我们的口袋里。回到家里,母亲知道了我们所做的“勾当”,把出馊主意的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。随着年龄的长大,我们才终于明白,上娘家门上“乞讨”,这对于生性要强的母亲来说是多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啊!

尽管母亲被饥荒折磨得病魔缠身,但是家里却拿不出钱来去为她看病。于是,母亲就拖着摇摇晃晃的身子,到河滩里去刨来芦根煮水喝以利排尿。说也奇怪,母亲就是用这种土办法,有效地抑制住了水肿病的进一步发展。当然,土办法也并不那么百试不爽。

1961年的腊月三十下午,大雪飘飘中母亲突然患了心口疼。母亲照老辈人传下来的偏方,强忍痛苦剪下一绺头发,焙成灰末用水冲服下去,可是依然毫不见效。父亲(1959年春,父亲开始在山东王村耐火材料厂上班)留在厂里加班,弄得我们小孩子实在不知所措。情急之下,哥哥忽然想到了经常给人看病的远房邻居。被哥哥请来的老哥说母亲这种病需用“十滴水”治疗,而这种药只有去医院才能买到。于是,哥哥和我就顶着风雪去了最近的吕家庄医疗点。可毫不容易赶到后,那里却没有“十滴水”这种药,无奈之下,我们兄弟俩只好沿着铁路又去了临池镇医院。

五十余年过去了,我永远忘不了那曾经的一幕:当我们买上药走出医院门口的时候,天色早已经暗淡下来。哥哥紧紧地拉住我的一只手,踏着雪窝一步一步地往家里挪。等我们两个小人艰难地捱到村头的时候,天色已经黑到了地。借着雪光,哥哥和我大老远就看见母亲拄着一根推磨的棍子站在雪地里等着。母亲看见我们,踉跄着往前迎了几步,终于扑倒在厚厚的雪地上。哥哥和我连滚带爬地来到母亲身边,我们娘仨抱在一起都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

叫人高兴的是,那十滴水还真是管用。回到家里,母亲用温开水冲服下一小瓶,心口很快就不疼了。随后,母亲用几个胡萝卜做馅子,捏了一箅子二合面(而和面是指母亲特意收藏起来的一点高粱面和榆树皮面)水饺。母亲把一半水饺下到开水锅里(另一半留作大年初一的饭食)我们母子凑凑合合地度过了除夕夜。第二天下午,轮休的父亲从厂里的食堂背回家十来个大蒸包(那是父亲平日硬节省下来的细粮),让我们四兄弟意外地过了个异常丰盛的春节。

不管日子有多么艰难,母亲从来没有对生活丧失过信心,即便也经常愁眉不展长吁短叹。母亲在照顾我们兄弟的同时,春夏秋三季就和其他带孩子的家庭妇女搭伙儿,去生产队的场院里砸粪、筛粪,为的是多挣一些工分多分几斤粮食。日出日落斗转星移,母亲就那么用自己孱弱的肩膀苦苦支撑这个家。

记忆中的童年时代,夏秋时节雨水特别的多。1967年的秋天,大雨冲塌了我们家那三间祖传的破草房。没有地方栖身,哥哥和我就住进了尚不漏雨的饭棚;父亲、母亲则带着两个弟弟借居在一个本家奶奶的两间闲置的南屋里。此后,母亲就督促父亲抽空带上我们能帮上忙的几个兄弟到河滩上捡石头、挖沙子,在土场里和泥脱坯。转了两个年头,我们家才终于建起了三间新北屋,结束了流离失所的日子。

那些年,农民普遍缺乏科学种田的意识,更不懂得什么是合理密植。八寸耧(八寸是指两条耧腿间的距离)耩麦子,迈一步点种一棵玉米,是地地道道的广种薄收。单靠小麦、玉米解决不了肚子的温饱问题,于是就大量栽种相对旱涝保收且产量高的地瓜。收地瓜时一旦遭遇阴雨,晒瓜干就成了件令人挠头的事情。为了减少浪费,母亲常常把长了绿毛的地瓜片捡回家洗干净,放到石碾上碾成地瓜泥或烙成地瓜煎饼,或捏上细盐烙成一沓一沓的烀沓子。不论变着法子怎么吃,都去不掉那种冲鼻子的霉味。虽然如此,能免受饿肚子之苦却也是一大幸事。

与父亲的少言寡语相比,母亲是一个不吝口舌的人。她经常叮嘱我们兄弟五个(五弟出生于1965年)要勤劳不要懒惰,要节俭不要浪费。当时,村里安装了一台老式漏斗粉碎机,可母亲为了省钱从来不舍得去磨粮食。因此,那时哥哥、我还有三弟帮母亲所做的最常见的家务活就是推碾子。虽然有我们兄弟帮忙,可母亲依然十分劳累。因为当时的粮食百分之八十是粗粮,所以母亲隔一天就得摊一盆糊糊的煎饼。母亲在鏊子窝里一蹲就是半天,常常累得腰酸背痛。除了要照料一家人的吃喝,穿衣服更是让母亲操碎了心。入冬单改棉,开春棉改单;大的改成小的,旧的翻成新的(褪了色的衣服自己染)。年复一年,母亲就那么不厌其烦地做着重复的事情。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我不知道这句话最先出自谁的口中,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生活状况。这种难言的艰难,在我们家差不多持续了二十年!

大集体解散的最后一年,我们家终于还清了欠生产队的所有款项,并且破天荒地分得了320块钱的余款。后来,伴随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,我们家的日子终于一年年好起来,母亲的脸上也终于绽开了过去多少年难得一见的笑容。

母亲已经85岁,身子骨虽说不怎么硬朗,可精神却显得十分饱满。她满足于生活的衣食无忧,满足于五个儿子、儿媳的孝顺,也满足于亲眼看到了四个孙子和两个孙女的渐渐长大,并且有了一个重孙和三个重孙女。

祝苦尽甘来的母亲晚年幸福,愿饱尝艰辛的老娘笑口常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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